李桥
我父亲叫李康仁，江城市健阳县人。爷爷起名省事，从出生地里取了个健字，他原叫李健仁。李健仁十四岁上江城当学徒，住在机床厂十人宿舍。
八十年代中期，改革开放如火如荼，全社会掀起一波敢打敢拼闯出去的风潮。贫穷不再光荣，挣钱才是硬道理。那时的城市户口是高人一等的，城市人走路鼻子都朝天。乡下人叫乡巴佬，是没文化没见过世面上不得台面的。
学徒们年纪轻，刚入社会火气旺，宿舍里，城里人乡下人免不了磕磕碰碰起冲突。前脚吵架后脚喝酒是常事。可每次吵架吧，“李健仁”这名字总给他拖后腿，叫他气不顺心不平。
十七岁那年，李健仁托车间主任的关系，开证明给改了名字，从此叫李康仁。康仁，康仁，读快了听着像坑人。但不管怎样，坑人总比贱.人强。起码得有本事才能坑人。
我父亲李康仁算不上吃苦耐劳，从某种程度上说有些懒散，可他脑子灵光，学东西上手快，很快当上车间小组长。手下一帮工人由他指挥，颇有农奴翻身的畅快，他野心膨胀，不仅要当组长，还要当科长，主任，厂长。
他给科长主任鞍前马后，孝敬烟酒，谁见他不夸一句小伙子会来事，有奔头。眼看大好前途一片，厂子突然下发文件，停工裁员。机床厂效益江河日下，年年亏损。说是外头的厂子，全机器化的流水线，外国进口，成本低，质量好，竞争力强。
李康仁说，简直是狗屁，成本低可能质量好？
李康仁说，这不就跟种田一样简单的道理？你少犁一亩地，少施一趟肥，成本是低了，可稻子产量能增加就有鬼了。不过他很有底气，他是那批工人里能力最强的一个，谁下岗也轮不到他。
偏偏就轮到了他。
他们宿舍开了七个，只留三个。一个厂长妹夫的侄子，一个市工商局科长的表弟，另一个据说给副厂长送了厚礼。李康仁的叔伯姑姨都不是厂长，表兄弟妹也不是科长，更没钱准备厚礼。
之前跟他关系亲厚称兄道弟的车间主任也翻脸不认人。李康仁第一次体会到了社会不公，他一肚子火，却没胆去闹事，只能咬碎了牙，卷铺盖走人。
重新找工作没那么容易。那几年农村人跟江水涨潮似的往城里涌，渗进城市大街小巷每一条毛细血管。效益好的厂子排队也进不去，不好的厂子大举裁人。城市人跟农村人一同抢饭碗，连建筑工地搬砖都要拿号码牌。搬砖抹水泥再累，也比种田挣钱啊。
李康仁死活不想回农村，心一横，去砌墙挑土，可现实因素摆在面前——他十九了，得相姑娘了。村里媒人问起来，在城里工地搬砖不好听。何况他不想娶乡下女，还是城里女子好。
住机床厂宿舍那会儿，他下铺的小陈谈了个城里女子，叫珍珍。珍珍这名儿就好听，捧在心尖尖的宝贝似的。不像他们村，花啊菊啊香啊秀啊艳啊丽啊的，俗气。
珍珍长得白白净净，黑发乌溜溜梳了个麻花辫。她小眼睛小鼻子小嘴巴，说话小声小气，见谁都眯着眼睛缝儿地笑。啧，温柔。她不是个大美人，但李康仁可以打包票，宿舍另外九个绝对肖想过珍珍。